三联生活周刊:《红楼梦》里的洁与浊

编辑:凯恩/2018-10-27 20:53

  带着这种认识再回头去看第四十五回,便恍然大悟。即使并非完成于曹雪芹“泪尽而逝”的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3年)除夕之前,这一回,也当是作者留在世间最后的文字之一。黛玉在这一回中远远超出自身年龄的深沉与了悟,正是历劫之后曹雪芹对于人生悲剧的重新认识与写照。曹雪芹去世140多年后,在《红楼梦评论》里,王国维点明了这种悲剧的本质:“……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由此观之,《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

  三联生活周刊第36期封面:《红楼梦》里的洁与浊

  这是一个故事的真正本质。虽然每个故事里都有具体的人和事,无论是林黛玉、薛宝钗还是贾雨村,故事关心的并不在特定的人或特定的事,让讲故事的人真正着迷的是如何将各色人等与事件嵌入到伟大神秘的生命进程中。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识分定”的领悟,才会有了《红楼梦》第二十七回,“众花皆卸,花神退位”的饯花之日,作为大观园中女儿代表的林黛玉所做的《葬花词》——“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这并不是黛玉一个人的悲剧,而是如庚辰本脂批所指出的那样,“是大观园诸艳之归源小引”。然而,令宝玉悲不可抑,恸倒在山坡之上的悲剧顶点之后,却是黛玉爱情和诗性如火山一般的集中迸发——在生命后期贫病交加、妻死子夭的境况下,曹雪芹却加意铺陈打造了一个在早本中并不存在的空中花园——大观园,以及发生在大观园中的风光霁月的宝黛之恋。明知必将陨落而怒放,明知世事污浊而“著书唯剩颂红妆”,悲剧因此而具备了更大的震撼力量。

  这咽下去的半句话,当然也是“心疼”之类的意思。她虽然没把话说出来,但“红了脸,低下头,含着泪,只管弄衣带,那一种软怯娇羞、轻怜痛惜之情,竟难以言语形容”。

  这段描写极富喜感。一场闹剧,薛家也裹挟其中,帮闲的比帮忙的还要忙,而“呆霸王”又不经意看到林大美女,一下子走不动了。乱糟糟中,一家四口的人情、人性自然流露。《红楼梦》中写了好多家庭,最像正常人家、最富于亲情趣味的是薛家。

  癞头和尚神出鬼没,每次出现解决的都不是世俗问题,而是命运问题。冷香丸治疗的也不是咳嗽,而是“胎里的热毒”。所谓“热毒”不过是与生俱来的天性,是热情、冲动、任性、狂欢、欲望,是希腊人的酒神狄奥尼索斯。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皆是与生俱来,是人的原罪。有情皆苦,无人不冤。

  王国维旁观看得清,这种聚讼所在都不在《红楼梦》的精神与美学价值上,如果知道其“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考据或注经式的议论也自可不生。胡适写《红楼梦考证》时,只是要证明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所作,但他也“平心而论”地说后四十回续得很不错。俞平伯也说过:“高鹗补书,在大关节上实在是很仔细。”事实上程高本之前的30年间,抄本极多,自“高本出而以前各本绝,良有以也”。更何况一个故事的本身就是指“从它起源开始可流传部分的总和”(本雅明)。1977年,在《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刊行时,余英时自序以此为他的红学生涯的终点,还《红楼梦》以它的文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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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中的人

  更重要的是,这个晚上,事实上也是《红楼梦》中,宝黛之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宝玉夜探潇湘馆,实在是整部书中难得风光旖旎的一出场景。没有口角,没有猜疑,只有发自内心的体贴与关切,仿佛最不经意的对话,最不经意的动作,甚至透着几分“呆气”,却是缠绵无限,令窗外的凄风苦雨一时都变得温暖起来。然而,就在这让人可以对未来的闺房之乐浮想联翩的热闹文字中,却暗藏悲音。宝玉向黛玉展示自己新得的斗笠,说也要送她一顶。黛玉笑道:“我不要他。戴上那个,成个画上画的和戏上扮的渔婆了。”及说了出来,方想起话未忖夺,与方才说宝玉的话相连,后悔不及,羞得脸飞红,便伏在桌上嗽个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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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姨妈是个40岁左右的家庭妇女,每天的事情就是陪贾母和王夫人聊天,或者做针线活。她的文化水平不高,给两个丫鬟起的名字是同喜、同贵,与贾府的丫鬟比,既无贵气也缺风雅。

  宝钗那首独占鳌头的《临江仙·咏絮》,可以作为她价值观的最完整体现。“蜂围蝶阵乱纷纷”,嫩春弱柳就一定会随风飘散么?且“任它随聚随分”,只需淡然处世,便有着“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的乐观。

  三联生活周刊:《红楼梦》里的洁与浊

  在这种纯真默契的关系中,没有人是置身其外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故事具有生活的整体性,整体性也是“命意”之所在,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逃不出这命意之谜。所以每个人都可以重述这些故事,可以带着各自的道德倾向评论其中的人和事,通过评论和重述故事猜测各自心中的生存之谜。

  张爱玲认为,宝黛的故事是“此书中最晚熟的部分”,在曹雪芹最初的构想中,宝玉的感情还交代在以他身边女子为原型的袭人和史湘云身上,但“等到宝黛的故事有了它自己的生命,爱情不论时代,都有一种排他性”,宝黛的爱情悲剧,反而成了《红楼梦》的主旋律。

  有意思的是,宝钗最爱的戏文就是《山门》中的那段《寄生草》:“漫洒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悲凉中带着洒脱,触发了宝玉的禅意。

  大观园的封闭本是隔绝洁与浊的一道屏障,黛玉可以葬花,却挡不住流出去的水,每个洁净的女孩都在各自的等级中以不同的途径走向让人悲伤的结局。在洁与浊的对抗中,洁总是最终被污染,浊也不是邪恶的一方,生活世界的情势如此,“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而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这是王国维首引现代观念和方法用于《红楼梦》时所做的评论。这是洁的悲剧,是生活本身的悲剧。

  黛玉多病,是个一口气就吹跑了的“草木人儿”,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它更多的是作为道家缥缈空灵与儒家厚重敦实——代表是宝钗的“金玉之质”——对立呈现的具体形象符号而出现的。在《读了红楼梦》里,胡兰成写道:“受难的如林黛玉,她的悲哀是明净的,病态也不过病态到缠绵悱恻,不是歇斯底里。”尽管从黛玉一出场,曹雪芹就在不断地写黛玉的弱和病,但笔下始终十分含蓄。细读前八十回,宝玉吐过血,袭人吐过血,龄官也吐过血,独独黛玉没有吐过血。事实上,在“葬花”一回,林黛玉出场时的形象,“肩上担着花锄,锄上挂着花囊,手里拿着花帚”,简直是健康明媚的。只有在后四十回中,才出现了“半日才吐出一口痰来,痰中一缕紫血,簌簌乱跳”、“一口血直吐出来”的实写之笔。

  薛宝钗

  主笔◎鲁伊 题图◎老牛

  宁府的上房挂着一副著名的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句中国式的格言提醒着豪门内的生存法则。

  《红楼梦》中多个人物形象有黛玉的影子

  宝玉、凤姐被赵姨娘和马道姑暗算,神志不清,疯狂颠倒。大观园里乱作一团,倒是薛蟠比别人更忙。“又恐薛姨妈被人挤倒,又恐薛宝钗被人瞧见,又恐香菱被人臊皮——知道贾珍等是在女人身上做功夫的——因此忙得不堪。”然后,他“忽一眼瞥到林黛玉,风流婉转”,于是就“酥倒在那里”。

  现代生活方式使故事的传统衰落了,本雅明认为,中产阶级的兴起催动了新闻信息业,它的蓬勃发展直接导致了故事的危机,也导致了小说的危机。作为新闻信息传播的大事小情如今是洪水般泛滥,其中值得一听的故事却少得可怜。信息与故事的精神背道而驰,它缺乏密度,它片面尖刻,它爱好解释,它自我证实,它好做惊人之语,它更新快捷,它速成速朽。这不仅是故事的衰败,也是我们心灵的困境。

  薛姨妈进贾府并不是一次寻常的串门走亲戚,而是计划长住下去。她特意跟姐姐王夫人说清楚,所有吃穿花销都自己支付,这才是长远之道。不过薛宝钗应选入宫的事情却不了了之了,也许是薛蟠有命案在身,影响了出身。

  金钏儿投井,她说“这也奇了”,接着帮助王夫人编了一套自我安慰的谎言,然后帮助死者多争取了些发送银子,还送了自己的衣服。尤三姐殉情,柳湘莲下落不明,对于这样的生离死别,宝钗“并不在意”,只是淡淡地说:“俗语说得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他们前生命定。……如今已经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依我说,也只好由他们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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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今天我们依然愿意来重述《红楼梦》的故事,带着我们的骄傲和我们的忧伤。

  李长之论及曹雪芹和高鹗,曾打过一个比方:曹雪芹像托尔斯泰,高鹗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实在是再精辟不过的论述。虽然同样长于描摹人生百态,写的都是人性的悲剧,但托尔斯泰看到的,常是美的好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残忍地画出人世的种种肮脏和邪恶。如果说,在刚开始写作《红楼梦》——更确切地说,是《红楼梦》的前身、由一个一个后来被纳入《红楼梦》的小故事所组成的《风月宝鉴》——的时候,曹雪芹还带着想要为贾府的衰落找出造衅开端和不肖子弟的想法,绘声绘色地白描出一桩又一桩的恶人恶事的话,随着际遇变化,年龄增长,他开始领悟到,人生真正的悲苦,在于其自身无解的难题——世上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理想必定破灭,纯净与美好总要遭到玷污。令人痛惜的,是这种象征生命纯净美好的花无可奈何终将落去的必然,而不在于花落谁家、为何而落,以及如何落下去的种种细节。

  贾府为贾宝玉向薛姨妈提亲的时候,薛蟠因为杀了人正在牢狱中。当薛姨妈问宝钗“愿意不愿意”时,这个非常有主见的姑娘坚定地对母亲说:“妈妈这话说错了。女孩儿家的事是父母做主的。如今我父亲没了,妈妈应该做主的;再不然,问哥哥;怎么问起我来?”

  如果说,在容貌和衣饰这些描摹人物形象的环节上,曹雪芹对黛玉尽量采用了虚化的艺术手法的话,那么,在影响人物心路历程的身世遭遇的描写上,他则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分身。

  如果说宝玉的形象尚在其后在其他人的故事中有所发展丰满的话,黛玉的形象却自此固定。即使是在紫鹃试宝玉那一段对手戏中,主角也是紫鹃和宝玉,不是黛玉。而另外两处大段描写宝黛相处情形的第六十四回和第六十七回,各抄本均是缺文,几乎已经被公认为后人拟作——即使不考虑拟作的因素,从文本上考察,“悲题五美吟”的场景中,宝玉和黛玉的絮语,关于闺阁字迹不外传和作诗首推命意新奇的讨论,都未能超出第四十五回和第四十八回的窠臼,更像是把之前说过的话又说了一回。而第六十七回“见土仪颦卿思故里”,一向超然的黛玉居然对身外之物执著起来,就更不像了。

  人情与世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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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府内每天大小事情少说也有十几件,婚丧嫁娶,庆节庆生,迎来送往,都是人情世故。而贾府大厦将倾,内部宗派倾轧,嫡庶纷争,主奴矛盾充斥其间。身处其中,需要极高的情商,独善其身都不容易,助人为乐就更难,偏偏宝钗都做到了。

  林黛玉

  王夫人有为难事,薛宝钗便会不失时机排忧解难。王熙凤病了,要吃“调经养荣丸”,需要上等人参二两。王夫人翻箱倒柜,只找出几枝簪子粗细的人参和一大包人参须末,凤姐那里只有一些参膏。贾母手中虽有一些当日余下的“手指粗细”的人参,但拿到大夫那里一鉴别,说是由于年代太陈,药性已失,此时,偌大的贾府竟连二两人参都找不出来,王夫人只是讪讪地说,“卖油的娘子水梳头”,在宝钗这个“客人”面前颜面尽失。此时宝钗的劝解堪称典范,她先说人参虽然华贵,但毕竟是药,原应济众散人的,这实际上维护了吃斋念佛的王夫人的面子。然后又讲了一套知识与行情,说去外面买也不一定能买到货真价实的,而我们家铺子里恰好就有,不如让伙计行家送来。于是问题解决,皆大欢喜。

  冷香丸,与其说是药,不如说是一件艺术品。四种花蕊虽然好找,但应节气的春露、秋霜、夏雨、冬雪最难碰到,可遇而不可求。药方本身充满了美感,洁白无瑕,冷如冰,美如花,更融合天地灵气,有着最合适的比例(十二两、十二钱)。春夏秋冬,四时节令,雨露霜雪、花卉植物,天人合一,不偏不倚,尽善尽美,暗含玄机。曹雪芹很大方地把这种令人无限遐想的神药送给了薛宝钗。

  而在第五十七回中,宝钗与邢岫烟在去探望黛玉的路上相遇,天还很冷,岫烟却全都换了夹衣,宝钗问起时,岫烟答道:

  讲故事的人

  对于这种明显变化,曾有号太平闲人的《红楼梦》评论家认为,这是因为宝黛二人年纪渐长,自己已知道约束。但张爱玲却否定了这种说法。在《五详〈红楼梦〉》中,张爱玲对抄本不同年代版本上的原文和批注进行考证后指出,“这七回(第二十九至三十五回)是(宝黛)二人情感上的高潮,此后几乎只是原地踏步,等待悲剧发生”。而真正的原因在于,“后部的宝黛场面写得较早,而第二十九回至三十五回是(曹雪芹)生前最后改写的……是作者逝世前不久才定稿”。

  三联生活周刊:《红楼梦》里的洁与浊

  宝钗临去时,生性“喜散不喜聚”的黛玉,居然向宝钗发出邀请,“晚上再来和我说句话儿”。而当蘅芜苑的婆子送来燕窝和洁粉梅片雪花洋糖时,黛玉道:“回去说‘费心’。”命她外头坐了吃茶。婆子笑道:“不吃茶了,我还有事呢。”黛玉笑道:“我也知道你们忙。如今天又凉,夜又长,越发该会个夜局,痛赌两场了。”婆子笑道:“不瞒姑娘说,今年我大沾光儿了。横竖每夜各处有几个上夜的人,误了更也不好,不如会个夜局,又坐了更,又解闷儿。今儿又是我的头家,如今园门关了,就该上场了。”黛玉听说笑道:“难为你。误了你发财,冒雨送来。”命人给他几百钱,打些酒吃,避避雨气。

  于是薛宝钗逐渐成为这个家庭的主心骨。她不仅要替母亲教训哥哥,连堂弟薛蝌也可以教导,对未过门的邢岫烟更是爱护有加。

  绕了一大圈,唯一有意义的解读空间还是故事本身。

  在这件事发生之前,贾府打醮,张道士给宝玉提亲,宝玉和黛玉因此拌嘴吵架,宝玉向黛玉赔不是被凤姐看到,公之于众,宝玉当众嘲笑宝钗“体丰怯热”,令宝钗在整部书中难得地发了一次火,宝玉黛玉宝钗三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又被王熙凤看破点穿。所有这些事发生之时,曹雪芹都没有忘了交代,王夫人也在场。

  这一段文字,出自《红楼梦》第四十五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风雨夕闷制风雨词”。有如分镜头剧本中的一幕,一个潇湘馆的大远景后,镜头缓缓拉近,中国古典文学中最动人的女性形象——林黛玉——出现在我们眼前。

  1936年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里说,因为故事总是嵌入在自然历史中的,故事才具有生命的丰富性,才能超越时间,这种历史感使故事存储和集中了丰盈不朽的能量,在漫长的时间以后它依然会不断地释放出来。这也是故事与小说的最大区别,小说总是依赖情节,尤其是具有新意的情节,依赖于特定的人物塑造,因为小说的本质是生命神秘进程中的“一段插曲”,所以作者和读者都是特定的人,有着孤独、封闭的特定经验,它要倾诉的也是这种特定的经验或独到的发现。

  宝钗进贾府不久,跟周瑞家的讲自己身上有个老毛病,其实不严重,就是有些咳嗽,但是治不好,就有“专治无名之症”的癞头和尚献了个海上方,名曰“冷香丸”。其成分是: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秋天开的白芙蓉花蕊十二两,冬天开的白梅花蕊十二两。将这些花蕊在次年春分日晒干,一齐研好。再用雨水节的雨水十二钱,白露节这日的露水十二钱,霜降日的霜十二钱,小雪这日的雪十二钱,将药和匀,再加十二钱蜂蜜,十二钱白糖,揉成龙眼大的丸子,盛在瓷坛里,埋在花根底下。若发病时,拿出一丸用黄柏煎汤送下。

  那么,这是不是王夫人第一次表示对黛玉的不满呢?当我们返回去将王夫人出场的情形逐一细看时,却原来早在第三十回“宝钗借扇机带双敲,龄官画蔷痴及局外”,就已经埋下了伏笔。那一回书中,宝玉来到王夫人房中,见王夫人睡着了,便对坐在旁边捶腿的金钏儿习惯性地动手动脚。接下来:“只见王夫人翻身起来,照金钏儿脸上就打了个嘴巴子,指着骂道:‘下作小娼妇,好好的爷们,都叫你教坏了。’”

  

  回到那颗冷香丸

  价值观

  黛玉的两种存在

  但红学,尤其是胡适开启的自传说考据红学,多少对这个声调形成了一种阻隔。红学本来是清末“红迷”文人的自嘲之说,1921年胡适之后的新红学沿袭清朝汉学最好订伪的风气,在“整理国故”的文化风潮中,借着一些所谓的新材料,硬是把红学搞成了史学。余英时说新红学家多数是史学家,或非史学家作的也是史学的工作,他们根本不大理会作者“十年辛苦”讲出的故事,相反,他们的主要工作正是要拆散这个故事。《红楼梦》自传说自乾嘉之后久已有之,经新红学的层层考证,竟把红学变成了考证曹雪芹及其家世的“曹学”。再往后自然还可以推出秦可卿学、王熙凤学、甄士隐学。

  大观园

  探春的改革方案看起来非常完美,但宝钗还是指出不足,提出了更完善的方案。她说:“如今这园里几十个老妈妈们,若只给了这个,那剩的也必抱怨不公。我才说的,他们只供给这几样,也未免太宽裕了。一年竟除了这个之外,他每人不论有余无余,只叫他拿出若干贯钱来,大家凑齐,单散与园中这些妈妈们。他们虽不料理这些,却日夜也是在园中照看当差之人,关门闭户,起早睡晚,大雨大雪,姑娘们出入,抬轿子,撑船,拉冰床。一应粗糙活计,都是他们的差使。一年在园里辛苦到头,这园内既有出息,也是分内该沾带些的。还有一句至小的话,越发说破了:你们只管了自己宽裕,不分与他们些,他们虽不敢明怨,心里却都不服,只用假公济私的多摘你们几个果子,多掐几枝花儿,你们有冤还没处诉。他们也沾带了些利息,你们有照顾不到,他们就替你照顾了。”

  薛宝钗是个在生活的不如意中逐渐长大的早熟女孩子,与其他姑娘比,有不同的心态。同辈中,唯有她对钱财地位有着明确的概念,熟悉世俗生活。

  如果说,在容貌和衣饰这些描摹人物形象所不可或缺的环节上,曹雪芹对黛玉尽量采用了虚化的艺术手法的话,那么,在影响人物心路历程的身世遭遇的描写上,他则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分身。

  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分为两种,也即本真状态和非本真状态。在日常的杂然共在中,那些沉溺于物质性的常人的存在,是人的异化的非本真状态。而能够摆脱生活的异化,充分展现和发展自己个性的人,则是以本真的状态生活在天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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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钗价值观体现对当下价值的认同精神

  林黛玉也有本真和非本真的两种存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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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黛玉的积怨,可见一斑。

  贾府的家族矛盾隐晦虚伪,错综复杂,道貌岸然;薛家则像普通家庭,吵吵闹闹,混乱而真诚。

  在处理长辈关系上,宝钗总是尽力维护逢迎。王夫人的居所是她最常去的地方,一方面王夫人是她姨妈,关系亲近;另外王夫人也是贾府内政的实际掌权者,凤姐不过是代理人。

  “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她举止端庄,行为豁达,宠辱不惊,大智若愚。尽管薛宝钗的出场是现实主义的,但这种典型人格却超越了她的家庭出身与年龄阶段。她有涵养,通人情,道中庸而极圆通。所以在处理各种关系中,她始终能够得体、从容、进退有据。

  薛宝钗的亮相带有强烈的目的性和现实主义色彩,因为皇上“崇诗尚礼”,要在有身份的大家族中选一批女孩儿入宫陪读。对于薛家来说,这是一个可以改变家族命运的机会,薛宝钗就承担起了这个“家道中兴”的责任。年幼的薛宝钗此时是何心态?是喜是忧,也许只有尚在宫中的元春才清楚。

  宝玉和黛玉是传统婚恋的叛逆者,他们始终在互相试探中,获取爱的回应。而宝钗的“爱情”观则是符合主流价值体系的,“发乎情,止乎礼”,最后放弃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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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府被查抄后,贾母对史湘云感叹——真真是六亲同运。

  在《红楼梦》中,如果按照这一标准衡量,林黛玉无疑是最本真的一个存在。她的敏锐,率性,灵秀,真诚,令这个人物尽管有着种种性格上的瑕疵,却依然赢得了无数读者的心。与曹雪芹同时期的脂砚斋在批注中对黛玉赞道:“其以兰为心,以玉为骨,以莲为舌,以冰为神,真真绝倒天下之裙钗矣。”《红楼梦》问世200多年来,人们对于一生都在努力做人的宝钗的评价,或褒或贬,众口不一。但对于把生命活成了一首诗的黛玉,除了赵之谦等少数人之外,却几乎全是同情、怜惜与赞叹。

  薛家的亲情

  王熙凤也算洁浊兼资的类型,她以女儿之身行男人之业,只在和大观园的女儿们闲玩的时候,原本的洁净品质偶尔表露,至少是懂得清洁的人,所以她才能用心照应着大观园的女儿们。但她没有致知格物之功,“略见些风波就改了样子”,贾母说她,“若这样没见识,也就是小气了”。

  “……他(指迎春)那些妈妈丫头,哪一个是省事的,哪一个是嘴里不尖的?我虽在那屋里,却不敢很使他们,过三天五天,我倒得拿出钱来给他们打酒买点心吃才好。因一月二两银子还不够使,如今又去了一两。前儿我悄悄地把棉衣服叫人当了几吊钱盘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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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爱玲说,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梦未完。曹雪芹“泪尽而逝”,金陵十二钗的结局,只能留给后人猜想。黛玉最终命运如何?如果着落在实处,则任何一种结局,都有可能——无论是高鹗续书中广为接受的焚稿断痴情,还是周汝昌设想的投水自尽,甚至是有人考证出的,嫁给北静王水溶,当了真正的“潇湘妃子”……现实中的悲剧,本来就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

  至于谁能向听者提出忠告,其实不是特定的讲述者,在故事传统中,故事的讲述者并不要紧,他可以是爷爷,可以是好事的乡亲,也可以是远游的归来者,或某个“翻过筋头的人”,而他们更经常充当的是故事的转述者,这揭示出真正能够提出忠告的其实是故事本身,所以讲故事的人在品质上都是匿名的。早在2000年前《史记·太史公自序》已说明:“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

  宝玉有一个长期的困惑,就是女孩子长大了为什么要“配人”?每次听到这种议论,宝钗和袭人都认为是“疯话”,她们以反问的方式进行驳斥——难道都要留下来陪你么?

  要明白这一责罚的严重性,必须先了解,在满族礼节中,打嘴巴和骂作“娼妇”,都是最高级别的侮辱,所以金钏儿后来会含羞自尽。但是,如果王夫人没睡着,听见宝玉和金钏儿的对话,她应该很明白,整个过程,是宝玉在采取主动,而金钏儿一直在抗拒。对一个几乎时时刻刻在自己身边服侍、明知与宝玉之间不会有事的丫鬟如此大动肝火,是为了什么?

  她更完善地提出了一个利益均沾的方案,她比探春高明之处在于,不仅看到了包产到户的效率,也看到了负面影响。当探春提出承包制的方案时,宝钗正在看墙上的字画,似乎漫不经心。但听到平儿顺声附和,她登时开了腔:“你们想想这话,若果真交与人弄钱去的,那人自然是一枝花也不许掐,一个果子也不许动了,姑娘们分中自然不敢,天天与小姑娘们就吵不清。”后来大观园丫头婆子吵作一团,证明宝钗的远虑不无先见之明。

  改琦画宝钗

  “好个美人!真像个病西施了!你天天作这轻狂样儿给谁看?你干的事,打量我不知道呢!我且放着你,自然明儿揭你的皮!”

  薛宝钗体现的是种冷静到近于冷峻的自我控制

  听故事的人

  但并非据此就可以认定宝钗爱宝玉。从宝钗的价值观看,宝玉并不值得欣赏。钗、黛等起诗社,每人得有别号,而宝钗就送“无事忙”,或“富贵闲人”给宝玉,内中涵着讽刺的意思。虽然是玩笑词,但由此可见宝钗对宝玉饱食终日以及与姐妹们厮混的行为不以为然。宝钗的“三观”里责任感非常重要,而贾宝玉却一点责任感都没有,在人生道路之类的大题目上没法沟通。

  薛家的祖上也是朝中官员,老祖宗薛公曾任紫微舍人。“紫微舍人”即中书舍人,主要工作是撰拟诰赦,代行皇帝旨意,性质类似现在的贴身秘书。与贾家的袭爵制不同,这个职业不可能世代相传,所以后来的薛家后人就改行下海经商,凭着祖上关系,当上了“皇商”,使用国库资金,替宫廷采办物资。薛家的生意还包括金融业(当铺)、房地产(房产出租)、药铺以及商业零售(在各省都有商号)。

  

  

  薛宝钗吃冷香丸的原因是“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而且这种病是间歇性的,不怎么发作,在整部书中,宝钗只吃过两次。

  从书中看,宝钗的大量时间用在了女红上,这是一个女人的本分。林黛玉一年能做个香袋已经不错了,探春偶尔做双鞋也只作为宝玉的礼物赠送而已。贾家的小姐们一天到晚只不过下围棋、练书法、弄丹青,修身养性,而她清晰地对黛玉说,女孩子认识个字就好了,针线活才是“分内的事”。

  癞头和尚独爱薛宝钗,给了她冷香丸,使其克制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以致心地澄明,超凡入圣。反观妙玉,和尚的态度就差劲很多,要带她修行才能免去人生苦难,这也许是因为妙玉所带的“热毒”更多?

  《红楼梦》里的洁与浊

  处理人情世故,宝钗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她可以和所有人都保持着自然、亲切,不卑不亢、合宜得体的关系。与人相处不疏不亲、不即不离,体贴入微。于是贾母才说,贾家的四个姑娘中没有一个比得上宝钗,竟连元春也比下去了。

  考据派红学家最大的荒唐在于,总是要煞费苦心地将作者和血和泪打磨出来的一块纯净无瑕的美玉,还原成为其一切未分明的粗糙生活原型,明明是与月下把火、苔上铺席类似的煞风景之举,还以为只有自己得了其中的三昧。而文学评论的好处,则在于承认文学作品和作品中的艺术形象一旦完成,便拥有自己独特的美的存在,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去解构那些美,而是欣赏它们。在上述这些从文本出发解读红楼的人中,因与曹雪芹相近的身世和文字天分,张爱玲的见识,又更胜出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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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史湘云加入诗社的时候,她自告奋勇地要先邀一社,但史湘云的那点月钱肯定不够用,薛宝钗就代她出资筹办别具特色的螃蟹宴,她知道长辈们也都是喜欢吃螃蟹的,这样既玩得开心,长辈们还高兴。甚至细节上,哪里作诗、何时作诗都斟酌清楚,最后又怕伤害史湘云的自尊心,不忘交代了一句“千万别多心”。

  在宝钗和异性的接触中只有一次真情流露。宝玉遭到贾政的毒打后,荣府上下一派惊慌失措。唯薛宝钗想得最是细致周到,大方地托着药丸款款前来。见袭人在旁,“向袭人说道:‘晚上把这药用酒研开,替他敷上,把那淤血的热毒散开,可以就好了。’说毕递与袭人”,又关心地问宝玉道:“这会子可好些?”

  按本雅明的分析,被选择来充当讲述者的石头,不仅在自然世界是最底层的,同时它又由于某种前缘与开天辟地的最高层精神紧密相连,它身上便携带了自然历史的预言信息,而且它是不朽的。由这样一块石头来讲人的生活故事,才能是没有妄念的,才不会把任何特定的人都会携带的文化妄想投射到讲述中,顺利地让人的生活世界与那个自然历史血脉相通,使人的生活历史进入到更深远的自然进程,那里是“没有承诺的存在”,如果有也是隐秘的,人永远不可能在桩桩件件的迹象里找到自然的目的。这“公认的神秘”,也许才是故事最深厚的忠告。

  薛宝钗体现的是种冷静到近于冷峻的自我控制

  每个人都是听故事的人,村庄的故事,旅行者的故事,老辈儿的故事,朋友的故事,历史故事,伴随着我们的整个生活。这些故事不管怎样暗含着某种道德倾向,它预设的前提都是把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以及故事中的人包含在自己的生活意义的广度之内。约翰·伯格说,所有这些故事在气质上都“带着某种宽容”,因为说者、听者以及故事的主角都还生活在一个“村庄”里,故事提供的经验因此才成为可分享的。

  《红楼梦》是一出悲剧,几百年来,已成定评。但这悲剧,不应只是看做宝玉和黛玉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的爱情悲剧,或是曹雪芹有切身之痛的大家族“自杀自灭、一败涂地”的世情悲剧。即便没有金玉之说、黛玉并非多病之身,也无所谓续书中被人诟病的贾母、王夫人和王熙凤的移花接木之计,让宝玉和黛玉这两个理想人物结合,然后在贾府势尽、大观园覆灭后被俗世沾染玷污,难道就不是悲剧了吗?在《谈艺录》中,钱锺书便指出:“当知木石因缘,侥幸成就,喜将变忧,佳耦始者或以怨耦终……宝黛良缘虽就,而好逑渐至寇仇,‘冤家’终为‘怨耦’,方是‘悲剧之悲剧’。”而在林语堂看来,后四十回中宝玉中举、贾家“沐皇恩、延世泽”,即使并非曹雪芹残稿而出自高鹗之手,也未尝不是对悲剧的另一种深沉的理解和表现形式——“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

  宝钗也没有存心和黛玉争夺宝玉,所以她对宝黛之间的爱情关系有时还会开开玩笑。第二十四回中,宝玉“吃了米汤,省了人事,别人还没开口,林黛玉先就念了一声佛,薛宝钗回头看了半日,嗤的一声笑了,贾惜春道:‘宝姐姐好好的笑什么?’宝钗笑道:‘我笑如来佛比人还忙,又要讲经说法,又要普度众生,这如今宝玉和凤姐姐病了,又烧香还愿,赐福消灾,今才好些,又管林姑娘的姻缘了。你说忙得好笑不好笑?’”

  从话本中分出的中国古典小说是讲故事的一门手艺,属纪事直达的“笔”,却有文备众体的讲究。它来自民间,界面朴素,盘起道来也无非是世事无常悟道参玄之类的酸词儿,不好做惊世骇俗、沉思翰藻之文。《红楼梦》的开篇作者云:近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校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如彼裙钗。这样的“入话”只是用来做个熟人熟面的“得胜头回”,之后它却用精确细密的针脚编织起众多错综交织的人物类型,来测量生命世界难以探明的深意。

  但是薛宝钗的父亲死得早,薛家唯一的儿子薛蟠本是纨绔子弟,既不读书也不是经商的材料,还经常被下属伙计们串通欺骗。如果不是靠着祖宗的脸面,恐怕薛家连这“皇商”的差事也会丢掉。

  自《红楼梦》问世,评论者众多,有一种说法是,几乎每一个在近现代史上留下名儿来的人,都曾经就这部奇书发表过见解。“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但在这许多评论中,对理解《红楼梦》本身的故事最有帮助的,并非那些出自历史学家之手的详尽考据,而出自那些自己也写过小说的作家或是对中外文学作品有所研究的文学评论家,比如王国维、张爱玲、林语堂、余英时、宋淇、李长之等人。

  薛宝钗的“爱情”

  宝钗看见未过门的弟媳邢岫烟带着探春送的玉佩,曾教育过一番勤俭之道:“这些妆饰原出于大官富贵之家的小姐,你看我从头至脚可有这些富丽闲妆?然七八年之先,我也是这样来的,如今一时比不得一时了,所以我都自己该省的就省了。将来你这一到了我们家,这些没用的东西,只怕还有一箱子。咱们如今比不得他们了,总要一色从实守分为主,不比他们才是。”

  将此段与前面第四十五回中黛玉打赏婆子的一段对看,简直可以令人不由得会心一笑,而又油然而生一种悲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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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焚稿断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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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人都是急忙来探宝玉,哪里想到要带棒疮药,显见她在任何时候都不失细致。宝钗“便点头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刚说了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说的话急了,不觉就红了脸,低下头来”。

  “多愁善感,常常哭脸,她脆弱,她多病,只好住在潇湘馆,吐血,闹肺病”,这是林黛玉留给毛泽东的印象,也是她留给大多数《红楼梦》读者的印象。然而,具有某种讽刺意味的是,这却很可能并非曹雪芹真正想要塑造的林黛玉的形象。

  事若关心,锱铢必较,她所以对宝玉之情执意痴守,即是对情的绝对的苛求,也是因为宝玉是唯一有洁品的男人。她的第二次极端之举就是不成亲便成鬼地气郁而死。此等人物别无出路。宝钗也是洁净之人,行止柔和,在大观园里她最是眼里有纵横的人。她的洁负担了些儒家的入世之德,却无关经世济民,似乎是用一层礼貌来监护起她的清洁。

  宝钗说:“我来了这么多年,留神看起来,凤丫头怎么巧,再巧不过老太太去。”通过串门聊天,察言观色,宝钗就成了园子里信息最灵通,最通晓人情利害的人物。她知道贾母爱吃什么,爱看什么戏。在清虚观里,众道士送给贾宝玉一个“金麒麟”,贾母都不记得谁曾有个类似的物件,只有宝钗提醒出来:“史大妹妹有一个,比这个小些。”她很快发现元春不喜“绿玉”,作诗的时候就让宝玉改成“绿蜡”。她通过观察史湘云的神情,就知道湘云家嫌费用大,不肯用人,因而针线活都是自己干。

  然而,这看似寻常的3000多字中,却伏着许多初看时令人不解的谜团。最明显的,便是黛玉对宝钗态度的改变。在宝钗提起燕窝粥的话头之后,黛玉竟然第一次,也是整部《红楼梦》中唯一一次,与一向不甚和睦的宝钗说起了自己寄人篱下的苦处:

  林黛玉也有本真和非本真的两种存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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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的崩溃不可避免。排名首位的贾府早已入不敷出。排名第二的史家几乎已经全线破产。王家虽然还在升迁,但状况也和贾府类似,及至贾府败落,王熙凤的哥哥王仁竟然卖亲外甥女巧姐换钱了。四大家族的没落以贾府倒掉为终结,却以薛家的衰败为开端。当薛姨妈带着薛蟠和薛宝钗走进贾府时,那个“珍珠如土金如铁”的薛家,危机已经来临。

  当我们细读《红楼梦》的文本时,会发现,在林黛玉这个总体上如诗般存在的艺术人物的身上,也有着本真和非本真的两种存在状态。

  主笔◎李伟 题图◎老牛

  ◎舒可/文

  《红楼梦》如一张庞大的璇玑图,你可以像余英时那样找到“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两条经纬,可以像林语堂那样找到“飘逸与世故,闲适与谨饬,自在与拘束,放逸与守礼”的经纬,也可以找到儒与道,情与淫,真与幻,悲与喜,周到与冷漠,童贞赤子的痴与洞明世情的黠,大处的沉静与零碎的感动,等等等等,以及洁与浊。它的复杂难辩还不仅在其经纬细密,更在于被编织在这些经纬网中的所有人与事,量级等次重叠,相互循环说明,即使单是这些经纬也如草蛇灰线,而且往往于千里之外埋伏线。

  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亲上加亲,盘根错节,一荣俱荣,一损皆损。贾雨村没来得及看完那张“护官符”,但是排行榜前四名的关系,已经被“门子”解说清楚了。

  在这段著名的描写宝黛初见的场景中,刚刚还不惜用几百字详细描述王熙凤和贾宝玉的衣着外貌、在整部书中都表现出对服饰器物的一种细节迷恋的曹雪芹,却对黛玉衣饰绝口不提。

  如果只把宝钗的世事洞明与人情练达当做生存法则,似乎还是低估了这位宝姐姐。从宝钗小姐到宝二奶奶,宝钗没有实际当过一天家,只是在王熙凤生病期间,协助探春代理了一段时间。尽管只是副手,却充分显示出了她的管理才干。

  林黛玉:完美的悲剧

  为了解决贾府虚张声势入不敷出的问题,探春从赖大家的园子能生钱获得了灵感。她在大观园内推行包产到户,将园子承包给几个婆子,固定上缴额度,余下自用。以前贾家要的是面子和排场,大观园的物业管理费是小钱,不值得精打细算。探春采用了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开的办法,将使用权重新分配,虽然没有招标环节,还是做到了人尽其用,公开而透明,选择了专项能力强的家仆,既解决了贾府物业的所有权失位问题,又调动了积极性,提高了效率,开源而且节流。

  

  讲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人之间总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这个默契中包含的是人类最宝贵的财产,那就是“分享经验的能力”。

  薛宝钗有着强大的内心系统,她体现了一种对当下价值的认同精神,体现了人性中最冷静的那一极——含蓄、克制,冷静计算,乃至为了某种道德、文化、功业的要求而压抑牺牲一己的生理欲望。这种城府与精明使她脱离了时代,这甚至是一种政治家的素质,在每一个时代,这种理性与克制的价值观,不一定是最美好的,但一定是社会存在的基石。

  林黛玉和薛宝钗可以对比着考校。黛玉葬花的极端之举妥帖地表明她的好洁如命,几乎没有给自己留出任何回旋余地,也不可能给任何她视为干扰的杂事留有余地,但她也不是探春那样刚烈的人,看芸芸往来的人通常是冷眼无为,带着股道家的清淡散逸。

  出闺成大礼

  这些几乎无处不在的伏笔和暗写,无疑是让《红楼梦》每次读都会给人以不同感受、让人有新的惊喜的重要原因。但是,曹雪芹为什么要这么写?对于他来说,这只是一种好玩的笔墨游戏吗?

  

  倘若以一部现实主义小说的标准来衡量《红楼梦》,林黛玉这个角色,其实充满破绽。古代食盐专卖,有清一代,盐政官几乎是天下第一肥缺。在曹雪芹去世几年后爆出的两淮盐引案,两淮盐政高恒借口筹办乾隆南巡,私自规定每张盐引——盐商贩盐的许可证——加税3两,20多年就多收了1000多万两白银。作为小说中今上钦点的巡盐御史林如海的独生女儿,林黛玉何以竟然会在父母双亡后沦落到贫无立锥之地,一饮一食一丝一缕都只能仰仗贾府供给的地步?难道真的像第五十七回中贾母所说的那样,“林家的人都死绝了”?而在她进贾府一回的叙述中,借贾母之眼点出,黛玉北上,长途跋涉,却只带了一个极老的奶娘王嬷嬷,一个一团孩气的小丫头雪雁,“皆不遂心省力”。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一段下,曹雪芹仿如漫不经心地写道,“如迎春等例,每人除自幼乳母外,另有四个教引嬷嬷,除贴身掌管钗钏盥沐两个丫鬟外,另有五六个洒扫房屋来往使役的小丫鬟”——相形之下,黛玉这个千金小姐,不是太寒酸潦草了吗?正因如此,有人指出,吃穿用度俱自不凡,“把金玉珠宝一概贬为俗器”的妙玉,也是黛玉的化身之一,而她投入贾府的原因——“不合时宜,权势不容”——可能便隐藏着一段“一把辛酸泪”的伤心往事。

  宝钗对自己认定是对的种种观念、道德情操的坚持近乎苛刻——好玩好看的书她不看,有趣的事情她可以不做,追求功名利禄的她鄙夷,做了没用的事情她不做。她的价值体系就是那个时代大家闺秀的标准:庄重、克制、朴素,识大体、顾大局。

  大观园里不允许爱情存在,从司棋、晴雯、林黛玉到尤三姐,有爱的人结局悲惨。爱情的结果就是死。

  不寻常的四十五回

  深文周纳、旁征曲引的索隐派如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还算是在猜想故事中深藏的意味,只是把它局限于政治小说,考据派红学则要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如周汝昌《红楼梦新证》把小说中的人和事都一一找出对应的曹家事,最是无聊之至。余英时说,其困境就在于很多基本疑问都难以断案,因为它终究是一部小说,不是历史文件,无论怎么索隐怎么考据都不得不仰赖外援,故事本身反倒成了事实考证的对象,本末倒置也!《红楼梦》刊行之后,清人便一直猜测作者何人,俞樾猜作者是纳兰性德,惹得高鹗的大舅子张问陶一句“后四十回高鹗所补”,引来串串麻烦,早些的俞樾和晚些的胡适都是根据这个补字起了疑心,之后这个“补”字,被认为“续”,再而被说成了“作”。胡适首发高鹗伪作后四十回之论,但版本学的深入研究也可得出相反的结论,一向认定高鹗作伪的俞平伯到了上世纪60年代对伪作说开始起疑,虽然高鹗续书之说已盛传,但他在新证里发现“其实根据不太可靠”。林语堂的考辨更明确地倾向于认定百二十回底本皆出自曹雪芹,所谓“补”只是修补、补辑。但是新红学已经制造了中国文坛的一大“梦魇”,把个《红楼梦》生生考成了俞平伯所说的“越说越没样的一笔糊涂账”。

  《红楼梦》把讲述者的身份寄身一块石头,石头到文明俗世间走了一遭,录下了它的所见所闻,不知过了几世几劫,直到被空空道人看见后抄写回来,闻世传奇。可巧,被本雅明拿出来分析的俄罗斯作家列斯科夫,他的作品《绿宝石》里的讲述者也是一块宝石,这块石头“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就是如此,但它常年秘不现身,深藏地底,直到……一个伟大的巫师在西伯利亚找到了这块宝石”。

  甲戌本在这里批道:“不写衣裙妆饰,正是宝玉眼中不屑之物,故不曾看见。黛玉之举止容貌,亦是宝玉眼中看、心中评。若不是宝玉,断不能知黛玉是何等品貌。”这固然是一种观点,但在张爱玲看来,在整个前八十回中,除了以斗篷串起整回书的“琉璃世界白雪红梅”中,逐一交代大观园中各人包括黛玉的外衣之外,“写黛玉,就连面貌也几乎纯是神情……通身没有一点细节,只是一种姿态,一个声音”。这种“如影纱事”的虚化写法,正是为了赋予“世外仙株寂寞林”一种没有时间性的缥缈感觉,“深得浪漫主义文艺的窍诀”。是以到了第八十九回中,高鹗让黛玉穿上了“月白绣花小毛皮袄,加上银鼠坎肩,头上挽着随常云髻,簪上一支赤金扁簪,别无花朵。腰下系着杨妃色绣花绵裙,真比如‘亭亭玉树临风立,冉冉香莲带露开’”,就不只是粗俗,而且刺目了。

  一次家庭争执,体现了家庭成员间的亲情,这与人丁兴旺的贾家形成了鲜明对比。贾家的孩子中最缺乏的是平等关系,王夫人每天吃斋念佛,但始终矜持冷漠,除了宝玉,从不见她对其他的孩子流露感情。贾母热络、温暖,但是降温也快,哪怕她最开心的时候,他人也要在心中保持警惕,也许她突然就会抹下脸来,露出当权者的威严。薛家所维持的亲情和秩序,使宝钗有良好的感情出发点,不偏激,不冷漠,不匮乏。

  薛宝钗体现的是种冷静到近于冷峻的自我控制

  这种虚拟的第一层是杂糅。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里说:“曹雪芹糅合王实甫‘多愁多病身’及‘倾国倾城貌’,形容张(生)崔(莺莺)两方之词,成为一理想中之黛玉。”但是,比这种杂糅更能体现出曹雪芹高度的文学自觉的,却是更深一层的,在不断的改写过程中,对黛玉身上非本真存在状态的逐渐剥离。

  本来,“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才算大才,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

  按照开篇的入话,我们只先来考校水做骨肉的女儿们。对比泥做骨肉的男人,女儿质洁,男人质浊。对比外面的宁荣二府,大观园是一个单纯洁净的空间,干净的水流出去都会变成臭的。

  惯于“伏线千里,横云断岭”的曹雪芹,不只在别人的身上交代黛玉的故事,更擅长用两个看来与黛玉不相关的人物之间的互动,点出别人对黛玉的观感和反应。最明显的、被人提及最多的例子,当属抄检大观园之前,王夫人与晴雯的一段。见到“眉眼间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晴雯,当着小一辈的凤姐和一群仆妇丫鬟,向来表现得持重端庄的王夫人居然失态了:

  她体现的是一种理性的、冷静到近于冷峻的自我控制即“克己复礼”的精神。

  薛宝钗就出身于这个“皇商”之家,虽然“书香继世”,“家中有百万之富”,但日子已经在走下坡路。与贾府最后的突然崩溃不同,薛家已经清醒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这才有了薛姨妈投靠贾府,薛宝钗应选女官的登场。

  但是,作为一个与大观园彼此依附、共生共存的理想人物,一旦大观园的理想世界被摧毁,黛玉的命运也就昭然若揭了。事实上,曹雪芹是如此的深爱着自己所塑造出的黛玉这个角色,我们很难相信,他会像对待宝钗和袭人那样,将她推向外面那个肮脏的世界。“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掊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在一切无可寻觅之前死去,应该是曹雪芹为黛玉这个完美主义者所安排的最好的收梢。

  这个情节极精致地描写了宝钗的圆通。

  黛玉叹道:“……你方才说叫我吃燕窝粥的话,虽然燕窝易得,但只我因身上不好了,每年犯这个病,也没什么要紧的去处。请大夫,熬药,人参肉桂,已经闹了个天翻地覆,这会子我又兴出新文来熬什么燕窝粥,老太太、太太、凤姐姐这三个人便没话说,那些底下的婆子丫头们,未免不嫌我太多事了。你看这里这些人,因见老太太多疼了宝玉和凤丫头两个,他们尚虎视眈眈,背地里言三语四的,何况于我?况我又不是他们这里正经主子,原是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他们已经多嫌着我了。如今我还不知进退,何苦叫他们咒我?”

  《红楼梦》里宝钗劝诫宝玉一段,宝玉曾有一问:“你可知古圣贤说过不失赤子之心?”她答:“所谓赤子之心,原不过是不忍二字。”有了这层意思,《红楼梦》的悲剧感就超越了悲悲切切的伤时骂世之旨或儿女情长闺阁昭传的羁绊,成为一个伟大的故事。

  警幻警幻,虽然是不实之笔,深意是实在的,要警示那幻象。大观园女儿们的悲剧命运是幻象,贾府被抄或再延世泽也是幻象,宝玉中榜,兰桂齐芳又怎样,最终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对这生活的悲剧必当有处事不惊的定力。

  这并非黛玉的第一次出场。当此之时,距离年幼丧母的黛玉洒泪拜别父亲、北上依傍贾母、下定决心“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生恐被人耻笑了他去”,时间已经过去了7年(注:据周汝昌《红楼梦》纪年)。这也不是《红楼梦》中,黛玉最著名的一次出场。第二十七回中的“葬花”,第三十四回中的“题帕”,乃至于高鹗续书中第九十七回的“焚稿”,早已成为几百年来人们心目中林黛玉的经典形象。与那些感情浓郁、戏剧冲突强烈的场景相比,在这个“残漏声催秋雨急”的夜晚,发生在潇湘馆里的事情,实在太过平淡而琐碎,说起来,无非是秋天到了,林黛玉又犯了咳嗽的老毛病,连日在家静养。从下午到晚上,宝钗、宝玉和一个送燕窝的婆子,分别登门探望。

  如果从林黛玉是《红楼梦》主要人物中曹雪芹最后才确定人物性格和命运走向的一人的角度考察,答案,或许会与以往的解释完全不同。

  有趣的是,在庚辰本第二十八回“蒋玉菡情赠茜香罗,薛宝钗羞笼红麝串”的回前总批中,有这样一句话:“自‘闻曲’回以后,回回写药方,是白描颦儿添病也。”然而,在我们现在看到的《红楼梦》里,却并没有那么多关于林黛玉病情和服药的叙述。是否可以据此推断,在“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过程中,曹雪芹也试图像处理黛玉的容貌衣饰一样,逐渐弱化她的病态的现实存在,而不断强化她的诗性的本真一面?

  林黛玉

  小说是不会提供有用的忠告的,它提供的独特人物反而常常会再现读者所知道的某些东西,所以它能唤起同样读者的共鸣。故事的情节虽然都有琐碎的细节,而且缺少最终的结果或结论,它却并不会因此而缺少深厚的神秘感,神秘带给故事一种永远的开放性,所以故事常常是以“后来呢”这样一个由听者做出的结束语暂停下来的。讲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人之间总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这个默契中包含的是人类最宝贵的财产,那就是“分享经验的能力”。

  几个林妹妹?

  在现代社会里分享经验的能力衰退了,除非我们愿意来阅读那些伟大的故事,而不再过度依赖被现代文化工业改编了一道又一道的速食品。

  薛宝钗服下了冷香丸,便有了和林黛玉、史湘云截然不同的人生。

  但是,当我们细读《红楼梦》的文本时,却会发现,在林黛玉这个总体上如诗般存在的艺术人物的身上,也有着本真和非本真的两种存在状态。

  

  三联生活周刊:《红楼梦》里的洁与浊

  这只是笼统的一说,在洁的一边也可以算上贾政,但他的洁身自好是表,礼法俗规让他那种洁不正;女儿中也有金桂,嫁人时就带着邪气。宁荣二府也还有腐臭和淫浊之别。抛开这些复杂的层次不论,宝玉才是个洁浊兼资的主儿,他能够住在洁净的大观园,也能和贾珍一起吃花酒,两种品质互不相染。

  但商人之家毕竟务实,薛姨妈带来的家人不过四五房,还有两三个老嬷嬷、小丫头。薛蟠被柳湘莲殴打了一顿后,打算出门做生意散心,又带走了一半仆人。可叹薛家人丁单薄,连仆人也少得可怜,全部加起来也未必赶得上宝玉、黛玉、迎春等小辈主子一个人所使唤的仆人多。而宝钗所居住的蘅芜苑中虽然也有一些做粗活的仆人,但相当一部分是大观园各住所原本就带着的管理房屋的人。宝钗正经的侍女只有莺儿和文杏,用薛姨妈的话说“文杏又小,道三不着两”,能用得上的也只有一个莺儿。而贾家其他小姐一出场,哪个不是一帮丫鬟婆子团团围着?

  三联生活周刊:《红楼梦》里的洁与浊

  在这里,黛玉表现出来的善解人意、通情达理,与第七回中,王夫人的陪房周瑞家的送宫花来时的情景,大相径庭。这还是那个“孤高自许、目下无尘”,“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尖”,便是当着贾母和王夫人的面,与宝玉一言不合也即转身就走的林黛玉吗?如果说这只是因为被宝钗抓住了读禁书的把柄、受了小恩小惠的笼络,却未免把曹雪芹倾注了如此多心血所塑造的林妹妹看低了。在与宝钗犹如“儿女小窗中喁喁也”的互吐真情时,黛玉说,“我长了今年15岁”,但细观通篇,那种对世事人情的洞知、“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的了悟,哪里像一个不过一年前还会因为一点琐碎小事而与宝玉拌嘴争锋的小女孩?

  只有伟大的作者才能模拟那种讲故事的人的声调,本雅明说。《红楼梦》穿越200年传出的正是这种声调,只有这样的声调才能如此“安然自在”地呈现琐碎细微又宽广繁复永远不可能完全被破解的谜题构成的重重“命意”。纵有再多的红学家也拆不散它编织的谜题之网。

  《红楼梦》中,“晴为黛影,袭为钗副”,说的是宝玉房中两个最亲近的丫鬟,晴雯身上有黛玉的影子,而袭人则俨然又是一个宝钗,这几乎已成公论。但是,在《红楼梦》中,黛玉是否仅有晴雯这一个化身?

  从社会地位上看,即使再有钱,作为商人的薛家比世袭公侯的另外三家也逊色不少。元春省亲,完成一套繁复礼仪后,女眷们后堂相见,最初薛姨妈并不在其中,因为她没有诰命封号。

  《红楼梦》程本高序有言:“坊间缮本,及诸家所藏密稿,简繁歧出,前后错见……此有彼无,题同文异。”可见当时就有无数人通过传抄来重述红楼故事,近代史上能点出名号的文化人物更几乎无一不通过点评来重述各自读到的《红楼梦》,鲁迅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红学究其根本其实也源自一种重述的愿望。故事就在一代代的重述中,成为人对自身历史的一种记忆行为。

  “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露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史湘云父母早亡,由叔叔婶婶抚养长大。史家衰败后,湘云的日子不好过,贾府里的姑娘小姐们都喜欢湘云开朗豁达,把她当做好玩伴,但是除了宝钗,没人体察到她内心的苦闷悲伤。

  约翰·伯格在本雅明之后也写过一篇《讲故事的人》,他认为小说的这种封闭性被现代社会强化而突出出来,因为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文化特点就是切断与过去的联系,将所有的努力和想象转向未曾发生的未来,每个个体的独特化也切断了与他人经验的联系,所有的努力和想象只能封闭在个人的经验范围。而故事不倾诉,它是一种记忆和叙述的行为,一个真正的故事能够长久地流传,总会包含着可分享的有用的东西,它会向听者提出忠告,这种忠告被编制在琐碎的事件中,常常是隐微。

  每天早上,宝钗起床后都要先给母亲、贾母、王夫人等长辈请安,然后回去做女红,其余时间就串门聊天。宝钗很喜欢串门,上至贾母、王夫人,下至平儿、袭人,贾氏姐妹、宝玉、凤姐、黛玉等处就更不必说了。这与黛玉形成了很大反差,黛玉的交往是半封闭性的,除了给长辈请安外,基本只去宝玉的凤凰彩票(fh03.cc)怡红院,再就是关在潇湘馆内看书发呆,深居简出。

  在现代社会里分享经验的能力衰退了,除非我们愿意来阅读那些伟大的故事,而不再过度依赖被现代文化工业改编了一道又一道的速食作品。

  

  林黛玉是谁?在比较公认的观点里,黛玉是有原型的,正如其他几个曹雪芹笔下描写得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如凤姐和袭人,她是曹雪芹“半世亲睹亲闻”、当年曾经耳鬓厮磨过的几个女子之一。有人甚至考证出她的姓名,是李香玉或竺红玉。

  “不想日未落时天就变了,淅淅沥沥下起雨来。秋霖脉脉,阴晴不定,那天渐渐的黄昏,且阴的沉黑,兼着那雨滴竹梢,更觉凄凉。”

  晚年的张爱玲,花了10年的工夫在《红楼梦》的考据上,乃成《红楼梦魇》一书。她的最重要的,也是迥异于俞平伯、周汝昌等红学家的一个观点便是,我们今天所见的《红楼梦》,乃是一部曹雪芹终其一生不断改写,不断调整故事结构和人物命运走向的作品,“曹雪芹的天才不是像女神雅典娜一样,从她父王天神修斯的眉宇间跳出来的,一下地就是全副武装”。这种改写,几乎贯穿了曹雪芹成年时代的全部,曹雪芹本人在可能长达20多年的写作时间中所经历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转变,不可避免地会在一遍一遍的改写中体现于作品之中。

  

  宝玉因为“戏子”事件和金钏儿之死被贾政暴打,很多人怀疑是薛蟠说走了嘴。本来薛家客居贾府,如因薛蟠的原因惹出一场大风波,薛家面上凤凰娱乐(fh03.cc)终究过不去。宝钗于是在家里斥哥哥,就像母亲训儿子。薛蟠冤屈地一面嚷,一面抓起一根门闩来就跑,还用“金玉姻缘”的话头刺激宝钗。随后宝钗大哭,于是薛蟠立刻服软,跑回了自己屋子睡觉。第二天,宝钗找母亲倾诉委屈,薛蟠在外面听着,立刻进来作揖赔礼:“好妹妹,恕我这次吧!原是我昨日吃了酒,路上撞客着了,来家没醒,不知胡说了些什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怨不得你生气。”

  赵姨娘是个悲剧性的人物,刻毒、粗俗、愚昧且乖戾,宝钗连这样的人都能照顾到,还有谁不能处好?薛宝钗的口碑,于是不仅在贾府实权人物中,就是在一般丫头媳妇婆子口中,也是好评如潮。

  这种虚写,无疑是成功的。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可以凭自己的想象,画出一幅自己心目中的美人图。但曹雪芹一开始就是这么写的吗?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而证据,藏在对黛玉“多愁多病身”的叙述中。

  故事整体性的广度取决于讲故事的人与听故事的人之间关系,只有伟大的作者才能够模拟“听故事的人与讲故事的人之间那种纯真的关系”。本雅明说,其中的关键在于,“对于饶有兴趣的听众来说,他想有朝一日自己也能重述听到的故事”。

  致力与体制调和的王熙凤立足根基并不牢

  宝钗的清醒与智慧甚至到了冷漠的程度,在现实生活面前,她认为悲伤与痛苦也远不及眼前人——当下事更重要。

  《红楼梦》里对薛宝钗的相貌、性格、作为都有不少描写,但没有给她太多的个人空间。她的好恶、心态甚至是生活习惯这些个性化特征,都非常模糊。

  薛姨妈有寻常母亲的弱点。儿子不争气,惹是生非,她一味溺爱、退让,又气又急,但照样还是心疼。她不像贾母、王夫人养玩意儿似地对待贾宝玉,不准宝玉独立思考又放任他在另一些方面胡作非为。薛姨妈客居贾府,有多半原因是希望亲戚们能帮她管教儿子。但是舅舅王子腾升官调了外任,贾家又是个大染缸,不孝子弟扎堆,以前薛蟠只是个自己闹的恶少,进了贾府后更加不堪。

  在这一段后,庚辰本上的脂批写道:“妙极之文。使黛玉自己直说出夫妻来,却又云‘画的’‘扮的’,本是闲谈,却是暗隐不吉之兆。所谓‘画儿中爱宠’是也,谁曰不然?”果然,此回以后,串起前四十五回的宝黛爱情故事主线仿佛一下子被曹雪芹搁在了一边,《红楼梦》由情节剧一变而为情景剧。鸳鸯拒婚,香菱学诗,晴雯补裘,探春主政,尤二姐和尤三姐的香消玉殒,大观园里的风波迭起……在这一个一个小故事的起承转合之间,宝玉和黛玉只是旁观者,再不见了此前十数回中层层迭进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令人焉得不叫绝称奇”的大段感情描写。

  无立足境,是方干净

  为什么让石头跟着贾宝玉降入人世走上一遭,贾宝玉何等人也?贾雨村言: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余者皆无大异。大仁如尧舜禹汤,大恶者蚩尤共工。天地之正气,清明灵秀,仁者之所秉;天地之邪气,残忍乖僻,恶者之所秉。太平之世,邪气凝结沉于沟壑,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则比比皆是。所余之秀气,慢无所归,如遇邪气,两不相下,搅作一团,偶秉此气而生者,上不能为大仁,下不能成大恶,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乖僻邪谬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如陶潜、阮籍、嵇康,如唐明皇、陈后主等,如秦少游、唐伯虎,如红拂、崔涛、卓文君。那宝玉正是这一流人物。这等人物在每条经纬线上都能穿行出入其中而不被缠绊,行种种事端,而又有致知格物之功,是个两端兼资的主儿。

  薛宝钗的“完美”人格

  然而,正如余英时在《〈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所指出的,大观园或在人间确有原型,甚至可能与曹家旧宅有许多细节上的相近,但归根究底,它却是曹雪芹所创造出的、与外面的代表肮脏和堕落的现实世界完全隔绝的理想中的净土。而乌托邦式的大观园中这个至清至洁至情至性的林妹妹,本质上,也是曹雪芹用来寄托自己理想的虚拟的艺术人物。

  一入豪门深似海。荣宁二府,大小主子十几家,家仆奴才有四五百人。妯娌之间、婆婆媳妇、正房偏房、正出庶出、近亲远亲……一系列的家庭矛盾成为日常生活的主旋律。即使一家人,说话行事都要察言观色,戴着面具,提着小心。倒是薛宝钗的家庭没有繁文缛节,人性的弱点和优点都自然而然,虽有争吵纠葛,但过起日子更像寻常百姓家。

  事实上,无论宝钗还是袭人,都完全不理解宝玉对婚姻的态度。宝玉反对的并非婚嫁本身,而是反对没有爱情的婚嫁,反对的不是嫁人,而是“配人”。贾府中,哪个丫鬟表现不好,就被拉二门配个小子。这是最寻常的惩罚方法。婚姻的结合,没有两情相悦,没有爱慕和思念,只有一个“配”字。在婚姻问题上,即使锦衣玉食、娇生惯养的贵族公子小姐,也不过是被摆弄的棋子,终究无法逃脱“配人”的命运。

  癞头和尚偏爱薛宝钗,给了她冷香丸,压制“热毒”。宝钗服下了冷香丸,便有了和林黛玉、史湘云截然不同的人生。她精明、冷静,深藏不露,她是既有秩序的服从者,是当下时代价值的守护人。她孝顺、仁爱、博学、含蓄、坚韧、克制,甚至通透一切是非,看破人间生死。

  《红楼梦》处处玄机,它所以能嵌入读者的精神深处200多年而不模糊,正是由于它与整个生活定义建立的关联。

  没落的皇商

  宝钗是最能体现中庸精神的,这体现在她善于考虑与平衡各方关系上,在社会关系学中,这是最重要的一种能力。作为一个富家小姐,像贾环这样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人物,在分送礼品时,她都不忘有他一份。这就让赵姨娘在心中感激:“怨不得别人都说那宝丫头好,会做人,很大方。如今看起来,果然不错!他哥哥能带了多少东西来?他挨门送到,并不遗漏一处,也不露出谁薄谁厚。连我们这样没时运的,她都想到了;要是那林丫头,他把我们娘儿们正眼也不瞧,哪里还肯送我们东西?”

  事实上,看穿王夫人的迁怒,也许并不只我们。在接下来的第三十一回中,晴雯撕扇一幕,宝玉说,“……你爱这样,我爱那样,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气时拿他出气。”他在说谁呢?

  

  然而,令曹雪芹高出高鹗,《红楼梦》高出其他古典小说,林黛玉高出其他女性形象的地方在于,一种从简单的悲剧中超拔出来的能力。它让黛玉的悲剧从一人一身一事中摆脱出来,将她推到“无立足境”之处,而成为大观园和曹雪芹理想中女儿之美好与纯净的总和。